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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读|《成为三文鱼》:现实反思与历史关怀

文章来源:澎湃新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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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时间:2022-01-03 17:59: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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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挪威】玛丽安娜·伊丽莎白·利恩著,张雯译,《成为三文鱼:水产养殖与鱼的驯化》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·薄荷实验,2021年7月出版

“子非鱼,安知鱼之乐?”庄子与惠子在濠水桥上发问辩论之对象只是一河之鱼,而在工业化、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的今天,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 

我们不妨以三文鱼为考察对象,放眼世界:2018年,全球水产养殖产量又创历史新高,消费量占到水产总消费量的52%。鲑科鱼类已经成为世界第九大养殖经济鱼种,挪威三文鱼养殖更是占到了举足轻重的地位。 (FAO, The Sate of World Fisheries and Aquaculture: Sustainability in Action, Rome, 2020,pp. 30, 32.)复观中国:1985年,第一条挪威三文鱼进入中国后,国内养殖三文鱼行业开始快速发展。1998 年至2018 年间,中国的冰鲜三文鱼进口量从2000 吨提升至8万吨,复合增长率达20%。 (沈基文:《增长强劲,中国三文鱼消费时代来临》,《海洋与渔业》,2019年第9期,第21-22页) 自2018年《生食三文鱼行业标准》(GB10136)出台后,中国的三文鱼养殖规模和消费市场加速扩大。目前,在中国百姓的餐桌上,三文鱼已经从“舶来品”日渐变成“家常菜”。 

总体来看,三文鱼不再仅仅是人类观赏和食用的对象,它还成了养殖领域产业工人的劳动对象、市场领域中的流通商品、大众印象中科学知识的物质载体。三文鱼作为一种自然生物,被赋予了更多的经济价值、信息价值和文化价值。我们可以进一步说,在当今时代,人类与鱼类的关系发生了深度的重构,二者前所未有地紧密关联在一起。鱼类的大规模产业化养殖,养殖鱼类与野生鱼类的混杂交配,使得人类与鱼类的关系,超越了传统饮食行为式的“捕食”与“被捕食”的“单向度关联”,而是跨越渔业产业链、海洋运输、数据分析、生态修复和生态伦理多学科参与的具有多维度“复杂性关联”。 

如此说来,在当下,我们又该如何讨论“鱼之乐”的问题呢?人类与鱼类之间的关系,是否还有其他的思考空间呢? 

奥斯陆大学社会人类学系的玛丽安·伊丽莎白·利恩教授对此问题已经进行了相当程度的研究与思考。利恩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为全球化背景下食物及营养物的生产、消费和市场问题。近年来,她的研究兴趣逐渐转移至外来物种和大西洋鲑鱼养殖问题,研究的区域涉及挪威、北欧、芬兰沿海、澳大利亚本土及塔斯马尼亚岛多地。 

利恩教授此前已经出版了三部英文学术专著,分别为:《野生驯化:多物种关系的政治和实践》( Domestication Gone Wild: Politics and Practices of Multispecies Relations) 《食物的政治》( The Politics of Food),《市场和现代性》( Marketing and Modernity)。利恩教授的新作是《成为三文鱼:水产养殖与鱼的驯养》。这部著作已于2015年刊印付梓,发行后广受外文读者好评。上海海洋大学的张雯老师将这部著作译为中文,并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在2021年5月出版发行。 

《野生驯化:多物种关系的政治和实践》、《食物的政治》、《市场和现代性》

阅读这部著作,我们可以发现,利恩借助人类与鱼类视角的“双重转换”,重新我们已经耳熟能详的“驯化”行为。具体来看,其从人类学的角度探索挖掘“鱼类感受”与“双向驯化”的问题。如同其他类似研究一样,利恩擅长从人类的视角观察三文鱼养殖。无论是养殖工人的岗前培训,还是电击式杀鱼,抑或是定期清理死鱼,都是人类与三文鱼在日复一日的互相陪伴之中,尝试理解三文鱼习性的实践活动。利恩进一步揣测“鱼之心”,尝试从鱼类的视角出发,观察人类照顾鱼类的种种行动。养殖者通过鱼的食量、死亡量的管控,猜测鱼类的真正诉求。当饲料投放量不适当,导致死鱼数量增加之时,鱼类也同时“表达”对人类饲养的“不满”。利恩进一步指出,三文鱼一定需求一种新的生存环境:在这里,养殖者不是流水线形式地养殖,而鱼的诉求也可以真正被考虑进去,改进养殖工艺流程。 (《成为三文鱼》,第248页)

在“从鱼看人”和“从人看鱼”的视角的转换中,利恩为“驯化”赋予更加丰富的内涵,实现了逻辑的自洽。“驯化”不应仅仅是人类对另一个物种征服与驯养的“功劳簿”,而应该是人类与其他物种交流互动的“同学录”。人类与其他物种在交流中满足彼此的“利益诉求”从而实现双方的“合作共赢”。三文鱼如此,其他生物亦然。正是由于“驯化”的实践,人类才开始真正从自己的角度思考、理解和照料自然界中的其他生物,这亦是人与自然在双向驯化中建立的情感关联。正是在“人鱼互动”的视角转换中,利恩找寻到一种深刻的、“去人类中心化”的同理心:人类应该摒弃主宰控制者的角色,选择平等沟通者的角色,重新定位自身与其他生物的关系。就像本书的标题“成为三文鱼”一样,省略的主语,正是作者和阅读本书的你我。人类通过“驯化”的实践,选择“成为三文鱼”的视角,进而理解自然世界,就是该书最大的隐喻。 

当然,利恩在视角转换方面的探索也确实存在问题,无法完全跳脱传统“鱼乐之辨”的悖论。利恩所提出的“鱼类福利”,是三文鱼真正的诉求吗?建立在“鱼类福利”基础上的“鱼类视角”,是三文鱼真正看待世界的方式吗?人类能否发现“真正的鱼类视角”?在“人类视角”与“人类所理解的鱼类视角”的切换中,人类能否发现并满足鱼类的真正诉求?作为人类的我们,尚不足以跨越物种界限,给出圆满的回答。因此,我们仿佛可以为该书所展现的“驯化即是人类与鱼类之间的协同合作”倾向做出些许补足:驯化之前,双方物种并不足以理解对方;驯化,成为了人类主动寻求理解其他生物的尝试,即便这种理解是浅层次的、充满猜测和臆断的,即便实现物种间的准确交流难于上青天,但它毕竟成为了人类与其他生物彼此沟通的一种“特殊语言”。 

透过双向互动视角,我们可以更为清晰地认识该书的核心观点:“驯化”是一种双向的互动,是人类和非人生物相互进入并影响彼此的复杂关系。具体而言有以下两点: 

其一,驯化是双向的。 (《成为三文鱼》,第12页)传统的观点认为,驯化是单向的,即人类对某物种的绝对性控制和操纵。然而,人与其他生物在驯化中实现的互惠性,动物自身的主体能动性,都被学者们排除在外了。与利恩相似,很多学者对此都持有批判态度。在尤瓦尔·赫拉利的笔下,人类驯化植物的同时,植物也驯化了人。人类为了小麦的茁壮成长,发展定居农业,形成新的社会组织形态。 ([以]尤瓦尔·赫拉利:《人类简史》,林俊宏译,北京:中信出版社,2017年版,第79页)艾丽丝·罗伯茨的例子同样有趣:动物被人类驯化,人类也体现了动物的特征。人类驯化狗,狗丧失了狼性,更加温顺;而人的下颌和牙齿变小,更不擅于撕咬,暴力性同样降低。 ([美]艾丽丝·罗伯茨:《驯化:十个物种造就了今天的世界》,读者出版社,2019年版,第286页)利恩的观点,实际是对尤瓦尔和艾丽丝等观点的佐证和呼应。 

其二,驯化的实质,是“跨越物种界限的关系丛”。 (《成为三文鱼》,第8页)换言之,驯化不只是影响该物种本身,也不只影响人与该物种的关系,而是促成了这片生态景观中多物种关系的彻底改变。作者关注养殖三文鱼,带来了三文鱼资源利用模式、生态群落分布、三文鱼产业结构变化和动物权利等多种关系的变革。与这一研究思路相似的研究非常多。比如彼得·科兹论述了三文鱼的衰退,如何引起了捕捞技术的进步和英国各地渔业纠纷的激化 (Peter Coates, Salmon, London: Reaktion Books ltd,2006.)。加拿大的鲑鱼守望协会也曾发布报告,论说径流式水电站对河流的“驯化”,如何引起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三文鱼栖息地的改变 (Watershed Watch Salmon Society, Tamed Rivers: A Guide to River Diversion Hydropower in British Columbia, Oct. 2012)。利恩的尝试则更为大胆,其以重新分析耳熟能详的术语为工具,不只探讨人与鱼之间的双向驯化,更研究驯化给整个生态系统带来的彻底影响;不只关注驯化维持和强化了哪些关系,还关注驯化如何掩盖和忽略了哪些关系。 (《成为三文鱼》,第13、32页)

更为重要的是,作者试图突破传统的“人类中心主义”视角的束缚,努力将“人类”与“三文鱼”置于平等的地位上认知,并试图揭示产业背景下三文鱼形象转变,为我们重新理解“人与自然互动关系”的问题提供范例。长期以来,我们对于“人与自然关系”的认知往往落入“二元对立”的窠臼:要么片面强调自然的不可知性与危险性,进而为人类掠夺自然寻找合理依据;要么片面强调人类活动对于自然环境的破坏性,进而对人类的未来产生消极与悲观的情绪。这两种认知无疑均将人类与自然割裂开来,都没有跳脱出固化的“人类”与“非人类”的等级秩序。作者对驯化如何在人与自然互动中发挥作用,提出了承前启后的补充和完善。 

但是,对驯化的理解若止步于“驯化是人与自然关系的重塑”的常识性论点,便稍显泛泛而谈了。利恩似乎也察觉到这个问题。为此,作者力图提出几个关联性论点,以丰富上述核心论点。对于生命科学和伦理学共同探讨的经典问题,如“鱼能感受痛苦吗?”她旗帜鲜明地做出肯定回答,用以说明:“在养殖中,人会因鱼的痛苦而痛苦,鱼类与人类通过情感互通实现双向驯化。” (《成为三文鱼》,第226-241页)然而,作者的观察只能证明“人类感觉鱼类痛苦”,而不能提供“鱼类感觉鱼类痛苦”的直接证据。由于作者的研究囿于民族志领域,对于海虱泛滥,抗生素滥用给驯化带来的深远影响只是寥寥数语,亦需要鱼类学家的鼎立相助,才能给出更丰满的解释。 (《成为三文鱼》,第二章)与驯化紧密相联的、真正值得探讨的前沿问题,还仍需更多探讨。比如,驯化中的转基因技术与基因安全、驯化的在地化进程,三文鱼围栏的全球扩张和转移,驯化所构成的三文鱼——海虱——微生物和病菌——抗生素的封闭环等等,显然需要生态哲学家、鱼类学家、环境法学家和民族志学家共聚一堂,开展充分的交流对话,才有可能提出富有创造性的新见解。 

譬如,利恩教授通过对既有人类学研究方法的改进,尝试书写“多物种”民族志,展现出现代养殖产业体系之下人与三文鱼“互动”关系的共时性研究,足以启发历史学者从动物史、全球史和传统渔业史的开拓三文鱼养殖的历时性研究。当前动物史领域方兴未艾,伊懋可等学者把大象置于历史的聚光灯下,重新审视历史上的人与动物的关系。 (Mark Elvin, 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: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,Yale University Press,2004)安德鲁·艾森伯格的研究则展现了“全球史的动物转向”,探寻不同时空下、全球网络之中人与野牛的互动。 (Andrew C. Isenberg, The Destruction of the Bison: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,1750-1920,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,2020)然而在传统渔业史语境下,尼古拉斯·民克对三文鱼捕捞及消费史的梳理,马克·科尔兰斯基对海洋生物捕捞史的全局性探析虽然精妙,却极少触及三文鱼养殖渔业话题。 (Nicolaas Mink, Salmon: A Global History, Reaktion Books, 2013; Mark Kurlansky, Salmon: A Fish, the Earth, and the History of a Common Fate, Oneworld Publications, 2020)历史学者完全有能力展示出覆盖全球的、贯通古今的、万物互联的三文鱼养殖史。如此,人类学的共时性探讨与历史学的历时性探讨,虽经不同角度之“殊途”,但终致目标之“同归”:通过从而反思人类中心主义,深度理解现实世界。 

综上所述,庄子与惠子在千年前的辩论,是人类对于自身与自然生物关系的朴素思考。而借助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,我们能够深入了解自然生物的生活习性等诸多问题,我们能够在学理上深入探讨人与自然生物的关系,我们能够尝试书写人与自然“共同的历史”。“安知鱼之乐”不再仅仅是一种玄想式的发问,而是一个值得我们接续思考的具有全球性的话题。无论我们身在全球何地,无论我们从事何种职业,我们都可以为探索这一问题做出必要的贡献。这也是利恩著作的真正价值所在。 

除却学理问题的严肃探讨,这部著作的语言文字特质也值得我们进行探讨。 

利恩著作的叙事文风清新洒脱、别具一格。除却传统的论证分析,利恩更是将自己的田野调查经历游记融入整体的论述之中,情理结合,叙论辉映。阅读该书,全无晦涩之感。如下描述,直教人心驰神往:“正值7月,一路驶来都是动人美景:郁郁葱葱的草地、牛羊、不时出现的风景如画的海湾和小村庄”,“约翰误记了一个关于上帝的笑话,说是上帝在创造了挪威的海岸线后实在太累了,于是他决定简单几笔画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海岸线”。 (《成为三文鱼》,第73页)生动活泼的语言,为精炼严谨的理论骨架增添装饰美感。在作者亲自参与三文鱼手工喂食的故事中,鱼儿们跟随者饲料撒播而游走,为争夺饲料而“舞蹈”。 (《成为三文鱼》,第104页)丰富的想象力,巧妙的笔触,将读者的神思瞬间带入故事情境之中:仿佛读者就站在养殖池边感受三文鱼,与它们建立起了紧密的情感联系。作者一次次地与三文鱼的直接“对话”,读者一次次地完成了深度的“文字旅行”。这种兼具学术性与大众性的佳作,值得我们细细品味。 

利恩著作的行文流畅而又不失严谨,这给翻译工作也带来了很大的挑战。张雯老师的中译本,总体上能够客观反映原著含义;但书中多处翻译有欠合理,不能完全展现原著的灵动隽美。此外,不同语法规则下语言思维转换不畅,翻译过程中文本的准确性与优美性兼容性差,特别是“窄化翻译”的问题(即兼具学术性与大众性的原著窄化为只具有学术性的译作),在该中译本中都有着不同程度的体现。当然,我们不能苛求一部译著解决上述所有问题,但它们非常值得中国学者在未来共同探索,努力改进。 

我们郑重地向读者推荐这一部有重要意义的著作。无论是院所学人,还是普通大众,都能够从这一部著作中有所收获和体悟。我们相信,这篇小文能够起到“抛砖引玉”之效用,帮助大家走进人类与鱼类的“互动世界”,为大家重新思考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更多可能提供启发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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